强调本币主导、本币优先，在中国企业对外产业转移过程中优先使用人民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将为中国价值链跃迁和参与国际分工提供更好的支持 在新一轮的产业全球分工变局中，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更好地服务于新形势下的产业对外转移和全球布局，如果在跨境供应链重构、产业转移过程中，实施本币主导本币优先战略，用人民币来实现对外投资，跨国企业可以通过人民币及其价格信号在区域内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形成人民币主导的海外资产配置体系和产业布局、而不是受制于美元为主的国际价格体系，因为美元汇率的大幅变化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美国和日本在长期货币超发之后，都爆发过金融危机。即从商品价格的涨幅来看，没有明显的表现。

2020年一年，美国的M2增长上升到19%，是大幅度的上升。因此，也就减轻了对美国自身的影响。中国的情况，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货币发行机制存在很大的缺陷。我就说到这儿，欢迎大家批评，谢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美元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美国可以把这种资产泡沫和通胀的负效应转移给世界其他国家，也就是世界性的放水。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已经有一部分货币超发没有表现为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之后，从2008年—2019年，美国的GDP平均增长率降到1.7%，但美联储不改初心，仍然保持了6.1%的M2增长率，这高于GDP增长4.4个百分点。日前我国已宣布2030、206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重点领域绿色变革和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任务艰巨紧迫，更需加快健全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准和体制机制，加大对新能源产业、能源高效利用产业的金融支持，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拓展绿色金融业绩评价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箱，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理念，引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成为能源资源安全、清洁、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是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由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推动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和交易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人民币全球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驱动能源资源、贸易投资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内外循环流动。四是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毫不疑问，外循环拉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扩大就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城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双循环格局下的对外合作，将更多体现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需要。

这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体现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更为严重的结构问题。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

同时，得益于能够从中国等国持续不断输入廉价消费品，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出去，研发经费持续高投入，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更需在制度上加快健全安全可靠、富有韧性的金融安全网，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二、高质量双循环模式的必然性及基本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外循环趋于均衡，不仅在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更源于我国自身发展条件的深刻改变。与此同时，人口结构逐渐改变，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宏观杠杆率和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

适应高质量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合作新优势。同时我国仍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无论是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以及加快城镇化，还是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发展，都意味着消费提升的巨大潜力。从国内看，我国人均收入已达1万美元，叠加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消费进入转型升级期，也要求提升供给自主性和质量。适应双循环趋于均衡的宏观格局，完善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调控框架。

一方面，中国内循环质量的提升——内需市场进一步开发和产业链自主性的增强，需要更高层次外贸外资等外循环的支持。三是相对于美国的资本流出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资本流入驱动型双循环。

一方面，全球分工深化加剧了就业结构调整，产品间分工更多被产品内要素分工替代，发达国家集中于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加工制造，全球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得以提升的同时，资本与劳动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过去一个时期，无论是初期的沿海开放，还是之后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产业梯度转移，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张、收缩以及转移，均与出口份额升降高度相关，制造业投资成为联结国民经济内外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消化过剩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适应高质量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合作新优势。对我国这样的生产国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双循环格局也呈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在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在利用外资同时稳步增加对外投资，经常项目顺差从之前的长期大幅盈余，逐步下降到目前的基本平衡。一方面，全球分工深化加剧了就业结构调整，产品间分工更多被产品内要素分工替代，发达国家集中于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加工制造，全球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得以提升的同时，资本与劳动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如果说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从中获得的最大福利，就是一方面消费持续大于产出，贸易逆差和居民负储蓄不断累积。作   者：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 纪敏 进入专题： 国内国际双循环 金融改革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健全边界明晰、有机配合、相互制衡的现代中央银行和财政制度，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规则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并逐步扩大覆盖面，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以资金要素的高度市场化定价和流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循环畅通高效。

事实上，如果将我国不同区域比作双循环层次递进格局的演变，不难发现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非但没有因内循环质量上升（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而降低开放度，相反近年来外贸外资占比不降反升且质量不断提高，这些地区不仅是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中地，也是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主体，内外循环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我国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高，碳密集产业比重大，绿色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锦上添花之举，更是能源资源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长期低利率政策还会不断刺激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扩大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差距。二、高质量双循环模式的必然性及基本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外循环趋于均衡，不仅在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更源于我国自身发展条件的深刻改变。

高质量双循环对供给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美国、日本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消费倾向）分别为87%、79.2%，均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38.8%和70.1%。

注2：万得数据库取自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数据。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总书记同时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27日。

未来一个时期，适当牺牲大量进口的短期比较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设备、零部件以及重要能源资源的进口替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必然选择。这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体现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更为严重的结构问题。

从国际产业分工看，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习近平：《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讲话，2020年9月1日。

三是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观监管政策跨周期的稳定一致可预期。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措施的相互配合，将各类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有效嵌入激励相容的市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另一方面，我们要顺应这些变化，进一步推动双循环格局向高质量方向发展。一定意义上，当下美国减税、鼓励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政策调整，储蓄总额及平均储蓄率有所上升，正是其调整自身结构失衡的必要举措，有其必然性。新双循环格局下的对外合作，将更多体现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需要。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最富裕5%家庭的收入，即占居民总收入的23%，而占比达家庭总数20%的低收入户，其收入占比仅为3.1%，前者户均收入是后者的29.5倍。

高质量双循环必然伴随高质量对外开放。内需驱动重要性的上升，更需要安全可靠的高质量供给相匹配。

同时还要看到，美国经济内顾化倾向越强，溢出效应越弱，长此以往势必弱化其世界经济地位，也给我国经济外循环提供了机会。高质量双循环下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将更加显著。

一是加快健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评级等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置于金融监管视野。其中典型的，就是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